风水 堪舆 形法 青乌 卜宅 阴阳 相宅 "风水"之义，由其典出及上述释义，可大略窥知，盖为考察山川地理环境，包括地质水文、生态、小气候及环境景观等，然后择其吉，而营筑城廓室舍及陵墓等，实为古代的一门实用的学术，故国家机关中，也有钦夭监专设官员职守风水事宜，如《大清会典》载："凡相度风水，遇大工营建，钦天监委官，相阴阳，定方向，诹吉兴工，典至重也。"
风水术在其漫长历史沿革中，曾产生诸多流派，至少《周礼》的记述，已明显反映这种分化的端倪。围绕建筑选址营造活动，大略有两类事务，一是"地官司徒"辖属官员所职司，而"夏官司马"也有所兼及，主要是考察自然地理各方面条件，进行评价，进而作出选址规划，涉及"土会之法"、"土宜之法"、"土圭之法"、"土化之法"、"土均之法"、"任土之法"及"形体之法"等等。另一系统，是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抵之礼"的"春官宗伯"辖官所负责，主要以占星、卜筮、占武等决择城市、宫宅、陵墓、宗庙等建筑方位吉凶及兴造时辰。这两类事务传承于后世，形成了风水的两大流派。如见载班固的《汉书》，汉代有所谓"形法家"与"堪舆家"之分野，说详后文；传承至唐宋以后，则演变为"形势宗"与"理气宗"二大派。如清代丁芮朴《风水祛惑》谓："风水之术，大抵不出形势、方位两家。言形势者，今谓之峦体i言方位者，今谓之理气。唐宋时人，各有宗派授受，自立门户，不相通同。"王伟《青岩丛录》阐析更为明白，有云："后世言地理之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于闽中，其源甚远，及宋王权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纯取五星（按，即五行）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闽传之，而今用之者甚鲜。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人杨筠松、曾文遄；及赖大有、谢之逸之辈，尤精其学。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注龙、穴、砂、水之相配，其它拘忌，在所不论。其学盛行于今，大江南北，无不遵之。"
及东汉初，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中，始见载堪舆术专著，有谓"《堪舆金匾》十四卷"，与言阴阳五行、时令日辰、灾应诸书同列"五行家"类，为当时"数术"六种之一。班固评五行家之流："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又在《数术略》末总说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窥其意，《堪舆金匾》作为其时堪舆家专著之一，奥旨不外与《史记》所述者同。
据《后汉书·王景传》载，与班团同时代的水利专家王景，曾"以六经所载皆有卜筮，作事举止质于蓍龟，而众书杂糅，吉凶相反，乃参纪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适于事用者，集为《大衍玄基》。"由此可见，堪舆之术确如司马迁和班固评述，乃由汉以前占卜之术传承分化而来。
堪舆一词的释义，东汉许慎曾谓："堪，天道；舆，地道"测堪舆是谓天地之道。许慎此语，出自唐代初颜师古引注《汉书·艺文志》之"《堪舆金匮》十四卷"条下。稍后，李善注《文选》中杨雄《甘泉赋》"堪舆"之句也引了许慎此语。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堪，地突也"，"舆，车舆也"，并没有"堪舆"一词的联绵解释。颜师古和李善所引许慎语，很可能是出自唐初尚传世未佚的许慎注《淮南子》所涉"堪舆"句（参见《隋书·经籍志》）。而综观《淮南子》、《史记》、《甘泉赋》、《汉书·艺文志》所涉"堪舆"，解释为天地之道，是说得通的。
许慎之后，有郑玄注《周礼》，提及堪舆，是术书之名。其解《春官宗伯第三 》所云"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注谓："星土，星所主封也；封，犹界也。大界则曰九州，州中诸国中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书亡矣。《堪舆》虽有郡国所入度，非古数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纪，吴越也；玄枵，齐也；娜訾，卫也；降娄，鲁也；大梁，赵也、实沈，晋也；鹑首，秦也；鹑火，周也；鹑尾，楚也；寿星，郑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慧孛之气为象。"按郑玄说，汉以前即有《堪舆晰书，后代所作《堪舆》以十二次论分野，尚存可言古者。郑说后出《堪舆》，即或班固谓堪舆家之《堪舆金匾》。而其术尚宗古代占星之法，即将木星或谓岁星十二年运行一周天的轨道，等分为十二，称之十二次，又对应于地上之郡国，即所谓分野，视各天区星象变异而预兆对应地域世道吉凶。
从有关史实看，堪舆术在汉代甚为流行，占卜日辰吉凶是其主要内容，多属无稽迷信。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曾予非议或批判。如东汉王充《论衡·讥日篇》曾指出，其时流行于世的"《堪舆历》，历上诸神非一，圣人不言，诸子不传，殆无其实。"汉末应动《风俗通）｝提到，其时"《堪舆》书云：上朔会客必有斗争。"应助以事实批驳此说荒谬："按，刘君阳为南阳牧，尝上朔盛撰，了无斗者。"
后至三国时，魏人张晏曾有释义云："堪舆，天地总名。"语出颜师古引注《汉书·杨雄传》之《甘泉赋》，也出李善引注《文选》中杨雄《甘泉赋》"堪舆"句。此说与许慎释堪舆为天地之道稍有出入而已，综观《淮南子》、《甘泉赋》、《日者传》、《堪舆金匾》、《后汉书·王景传》各所涉堪舆之语，及郑玄、王充、应劭等提及的《堪舆》，以此解释，也是说得通的。
堪舆一词释义与相度风水直接联系，就目前所知，最早出自三国时魏人孟康。曾谓："堪舆，神名，造《图宅书》者。"见于颜师古注《汉书·杨雄传》中《甘泉赋》"堪舆"句所引述者。颜师古比较了张晏与孟康之说，曾评述道："张说是也"。孟康之说，引自何处未详，但考证汉时风水术书，确有《图宅术》或《图宅书》之类，见王充《论衡·诘术篇》所引，参诸唐代吕才、贾公彦等考据详下，则可见孟康之说，实出汉时堪舆家言，殊非孟康凭空杜撰。
《旧唐书·吕才传》载，唐初，吕才钦遵唐大宗命，对世传风水术书加以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吕才并将各类风水术书"多以典故质正"，对其中讹伪、穿凿及无稽拘忌者，每每痛加批判。其叙《宅经》云："至于近代巫师，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宫、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然而"验于经籍，本无斯说；阴阳诸书，亦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唯按《堪舆经》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说"，又引例论证，谓此五姓之说"事不稽古，义理乘僻"。
吕才所谓出自《堪舆经》的五姓之说，即五音姓利之说，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就对出自其时《图宅术》的此说进行了猛烈批判。依王充引；"《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按：贼，即克）测疾病、死亡、犯罪、遇祸"。又引："《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则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胜火，火贼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云云。可见，唐传《堪舆经》为汉时《图宅术》一脉传承，十分明显。
在吕才外，唐代贾公彦疏东汉郑玄注《周礼》所谓汉代以前有《堪舆》佚书、后人又作《堪舆》书事，曾谓："古黄帝时，堪舆亡，故其书亡矣"。又疏郑玄注"天地之会，建、厌所处之日、辰者"，谓："建，谓斗柄所建，谓之阳建，故左还于天；厌，谓日前一次，谓之阴建，故右还于天。故《堪舆》天老曰：假令正月，阳建于寅，阴建在戌。日辰者，日据（天）干，辰据（地）支"。又疏引《问占梦注》："按《堪舆》黄帝问天老事云：四月阳建于已，破于亥；阴建于未，破于癸……今八会是其遗象也者。按《堪舆》，大会有八也，小会亦有人也"。由贾公彦疏引，可知堪舆之术，尚宗占家所谓"建除十二辰"之说。十二辰，即将周天配位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而分为十二等份成吩方向则与十二次相反，有虚拟的"太岁"循行，同岁星依十二次运行相逆；又以北斗星斗柄旋指十二辰，序称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附会以定日辰吉凶之说，即建除十二辰，简称建除。此外由贾公彦疏引可知，堪舆或如孟康之说，是谓神名，造《图宅书》者，且其在黄帝时已亡，而黄帝之重臣天老尚知其术，故每有"黄帝问天老事"，后人宗此术，撰书辄以其名"堪舆"冠称。而此说吕才稽不见经籍，故其为堪舆家托古杜撰之神人，明显可知。
堪舆家以干支相配而论日辰吉凶，事实上早见于王充《论衡·洁术篇》及《难岁篇》所引《图宅术》之类。其以六甲，即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数而第之"以宅，主论其吉凶，又拘忌于建除之法，谓移徙、起宅、嫁娶等，皆不得抵太岁、负太岁，即回避太岁所行至地支方位及日辰，否则凶，名曰"岁下"、"岁破"。对如是诸说，王充予以了无情批判，一如其批判堪舆家之五音姓利说。而由王充所引测知术家自谓其说皆"自天地神也，"且皆稽"于五行之象"，以"决吉凶而已"。
综观汉唐以来各说，堪舆家在当时所为，也确有看风水之内容，即图宅，有论宅之方位、起宅时辰吉凶诸说。而其作为占家，"法天地、象四时"，"起五德终始，推其极而无不至"，"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所以娶妇择时，竟然也有堪舆家之流参予其事。这中间，如王充、吕才所尖锐批判的五音姓利诸说，事属无稽拘忌，纯系迷信。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到，堪舆家注重天、地、人诸多神秘契合关系的考究，也未尝没有合理成份。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尝窈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又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对于堪舆家的一些拘忌，也是客观评价。在强调宇宙自然与人类存在应为一合谐整体，人不应该违背客观自然规律办事这一观念，以当代科学宇宙观来看，也应说其中有合理之处。作为堪舆家的伟大科学贡献，还应指出，正是在他们探究宇宙万物内在机理的长期职业活动中，由原始的用于占卜的堪舆拭盘、即司马迁所谓"旋式正某"者，而直接经由后世堪舆家的探索、完善，引出了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发现和发明，即指南针的发明和磁偏角的发现。关于此，另有论文详述，故不烦缕于兹。
在汉唐之际，堪舆术书内容相若，多属日辰之书，拘忌阳阳五行生克而言吉凶祸福。同
时，皆讲究以五音姓利而相宅，分野、建除之说也传承不辍。但在唐初，魏征等奉敕撰《隋书·经籍志》，列南朝及隋代堪舆术书入五行者类，作"堪舆"为"堪余"，凡十三种二十七卷，如《二仪历头堪余》、《四序堪余》、《八会堪余》、《地节堪余》等等。孰谓"堪余"？以吕才、贾公彦等人仍称堪舆，以及堪余诸书见载《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者，皆复称堪舆，推论之，当为一时音变，或如吕才等引《堪舆经》，可能适为汉时《堪舆金匮》，书同音近。唐以后直至明清，堪舆之名再无改异，但其术内容却有了变化，有存有废。
堪舆家之五音姓利说，虽屡遭批判，但因世俗迷信，吕才之后，尚有僧一行撰《五音地理新书》三十卷，依南宋晁公武《读书后志》云，仍主五音姓利说。一行之说在宋仁宗命王诛编纂《地理新书》为地理官书之前，极为流行，北宋皇室一再据其说择陵地。考为晚唐之作的敦煌《相阴阳宅书》残卷，宋初钦天监杨惟德撰进给宋仁宗的《茔原总录》，以及见载《宋史·艺文志》的诸多风水书，如《五音地理诗》、《五音地理经决》、《五音三元宅经》、《五姓合诸家风水地理》，等等，皆涉及五音姓利说。嗣后在风水衍为"形势宗"与"理气宗"两大宗的分野之中，理气宗之术书，仍多言阴阳五行生克及吉凶祸福之拘忌，五音姓利说亦在其中。理气宗为汉时堪舆家流的苗裔，也由此明显反映出来。
寻龙捉脉，即指考察山川形势，有龙、穴、砂、水之相配的讲究，实际上都是后世形势宗将地形地貌特征形象化，引类譬喻，因形立名，以"相江山而择吉，晓人有法"的产物，如龙指山脉峰峦，砂指阜丘，穴指环山缠水之地，等等。因其注重山形，故言形势者又谓之峦体，或曰峦头。南宋大儒朱受《山陵状议》就有云："看山第一是峦头，有了峦头穴可求"。
形法家或形势宗与堪舆家或理气宗相比较，可谓前者为风水术主流，其实践理性的成份也更丰富，在科学、美学方面，也有更大的价值，所以能"行于士大夫中间"，并因此得到发展应用。如自东汉以降，除北宋诸陵有五音姓利说的拘忌外，各代帝王陵寝多讲究形势，唐代诸陵尤其典型，例如《大唐新语》载："玄宗尝谒桥陵，至金栗山，睹岗峦有龙盘凤翔之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后，宜葬此地。宝应初，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
与此同时，堪舆家或理气宗诸多拘忌，却屡遭批判。即使在北宋皇陵大行五音姓利说之
时，也未兔诸多非议。南宋时，朱高更向皇帝上《山陵状议》，直言批判北宋诸陵拘忌五音姓利说的大谬，甚为激昂。另一方面，朱子并非全盘否定风水术，如其《大学衍义补·家乡之礼》，主张："世有选择之法存焉，不能不用之以代卜篮。但其所谓希福禄不可信，其趋吉避凶之说亦不可。"盖朱子倡言的风水，为峦头派即形势宗。而事实上，北宋时择陵地所据一行《地理新书》之说，在此时也早已式微。如晁公武之《读书后志》说一行《五音地理新书 ｝："以人姓五音，验八山三十八将吉凶之方，其学今世不行"。南宋帝陵也颇讲究形势，如《绍兴府志》载宋宁宗崩御后，择陵地者杨华归奏："泰宁寺之西，山岗伟峙，五峰在前，直以上皇，青山之雄，翼以紫金，白鹿之秀，层峦朝拱，气象尊崇，有端门、旌旗簇仗之势，加以左右环抱，顾视有情，吉气丰盈，林木荣盛。"云云，后遂于此形胜之地建陵。
及于明清，形势宗更大行于世，如前引王讳《青岩丛录》之言。其中，出自唐宋以后形势宗渊薮之地江西的风水家廖均卿、游朝宗等，为明成祖卜建天寿山长陵之后，形势宗盖倚皇家器重而势盛，以致明清两代皇家陵寝，询如清代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并谙于风水的翁同和《翁文恭日记》所言，乃俱"以形势为宗"。
言青乌子为商周时人，出自神仙传说，宋代谈钥《嘉泰吴兴志》引真诰《甄命授》云："昔青乌公者，身授明师之教，审仙命之理，至于入华阴山中学道，积四百七十一岁……后服内而升太极"；注谓："青乌公似是彭祖弟子也"。而按晋代葛洪《神仙传》，彭祖乃颛顼帝玄孙终氏第三子，先封于彭城，姓钱名铿，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云云。依此，则青乌子为商周时人。此说虽与葛洪言青乌子为黄帝时人，而未有其为彭祖弟子事明显抵触，但后世流传甚广，如明代王圻、王思义父子《三才图会》之《人物十卷》载："青乌公，彭祖弟子也。"又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五《堪舆》注，亦云："青乌子，彭祖弟子也"。
综观诸说，稽以史籍，较大可能是，青乌子乃东汉末，班固之后应劭之前摆葬书之人，或托名黄帝时人撰葬书，因此其未见载《汉书》，而在《风俗通》中出现。《淮南子·修务训》曾指出汉时托古作伪之风："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事实上，《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一类书，靡莫如此。风水家亦然，托古成风，如《黄帝宅经》等等即是，青乌子由来、尤其黄帝时地理家等传说，亦难避此嫌。六朝前后，相传其为神仙，方技之书托之青乌子者更伙，已非但相冢书，医家论伤寒书也每托其名，如《宋史·艺文志》载《青乌子风经》、《青乌子论》等等。
青乌子之术书未见载《汉书》，但汉晋之际其术流传于世却是事实，影响甚大。除应助、葛洪之说外，晋代张玄之撰《吴兴山墟名》云："昔有青乌子瞻望此山（按，即宋代谈钥《嘉泰吴兴志》所云长兴乌瞻山），曰：'此山可以避难养道，隐者所居'，故名。"《晋书·郭噗传》及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并载晋明帝微服往看郭噗为人葬"龙耳"事，谓明帝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云云。南朝梁人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此载，引"青乌子《相家书》曰：葬之龙角，暴富贵，后当灭门。"可见晋时择葬之术有宗青乌子《相家书》。又南朝宋人谢灵运《庐陵王墓下诗》有云："洒泪眺连岗"，唐初李善注引"青乌子《相冢书》曰：天子葬高山，诸侯葬连岗"。可见庐陵王墓亦乃依青乌干《相冢书》择葬。北周庆信《庚子山集》中《周柱国大将军纥于弘神道碑》有云："青乌甲乙之占，白马星辰之变"，亦可见青乌子之术大行其时之一斑。
及至唐代，青乌子也颇有名声。如柳宗元《柳先生集》中《伯祖妣赵郡李夫人墓志铭》曰："民之山，兑之水，灵之车，当返此。子孙万代承灵址，谁之言者青乌子。"刘禹锡《刘梦得集》之《湖南观察使故相国袁公挽歌之三》有谓"地得青乌相，宾惊白鹤飞。"唐初，欧阳询撰《艺文类聚》、虞世南著《北堂书抄》，以及李善注梁萧统编《文选》，屡有其时传世之古本青乌子《相冢书》或《葬书》引句，尝有"青乌子称"云云。此外们日唐书·经籍志》载，唐时有"《青乌子》三卷"传世。
宋代初，李（日方）等奉敕编纂《太平御览》，书中亦如唐代《艺文类聚》等，引有青乌子《相家书》等青乌子之言。据宋史《艺文志》，时有《青鸟子歌诀》二卷为风水术书。
传世至今的青乌子葬书，是清初编辑《古今图书集成》及乾隆朝编辑《四库全书》时，辑入其中的《青鸟先生葬经》，题云大金丞相兀钦仄为之作注。关于此《葬经》，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考证甚详。比较六朝及唐宋刘孝标、虞世南、欧阳询、李善及李防等所引古本青乌子《相冢书》或《葬书》各句，余嘉锡认为，凡此所言诸侯、二千石等，皆汉人语，自是六朝以前古书；而今传《青乌先生葬经》皆无其文，且文体也与诸书所引者不类。余嘉锡尝引徽今传《葬经》中"九曲委蛇，准拟沙提"，"外台之地，捍门高峙……笔大横椽，足判生死"，考"沙提"、"外台"典故制度，皆出自唐代，认为："盖古之《青乌子相墓书》已亡，是书乃唐以后人所伪作，而托之青乌子耳"。余嘉锡所论甚当，可微今传《青乌先生葬经》羼入唐人手笔或全为唐以后人伪作者，尚如文中"官贵之地，文章插耳，鱼袋双连"之句，其"鱼袋"典故，也是唐代所出。按《唐会要》、《宋史·舆服志》载：唐制，五品以上官员，给随身鱼符，皆盛以袋，谓之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开元中，许致仕者佩鱼终身，自是百官赏排、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宋代因之，其制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
今传《青乌先生葬经》殊非唐初以前所传古本原貌，题兀钦仄《序》称："岂经年代久远，脱落遗佚与？亦未可得而知也"。情况如此，实际与唐初吕才钦遵唐太宗旨意，奉请停废唐初传世风水书中伪滥者有关。元代李治《敬斋古今注·拾遗二》有论于此："案《地理新书》（按，唐开元中，僧一行撰《五音地理新书》，宋仁宗时王诛等奉敕撰《地理新书》三十卷为当时地理官书。李治此谓，或为后书）云：孙季邕撰《葬范》，引吕才《葬书顺论伪滥者一百二十家，奏请停废，自耳无传。且具列伪书名件，而青鸟子《葬经》亦在其间。"孙季邕《葬范》为唐开元以后所撰，《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及《宋史·艺文志》均见载，其云古本青乌子书在唐初吕才停废之后渐至失传于民间，是可信的。
卜宅为择地而居，当如汉刘熙《释名》"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之意。后世衍义，又有卜邻、卜居、卜筑、卜宇、卜室、卜地等语。
卜邻一语出《左传·昭公三年》："非宅是卜，惟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意为选择良邻而居，典型如"孟母三迁"事，即为此故。杜甫《寄赞上人》诗云："一昨陪锡杖，卜邻南山幽"，卜邻则为卜宅之同义语。
卜居，《史记·周本记》载："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说苑·至公》："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周公卜居曲阜"；卜居与卜宅同义。《后汉书·仲长统传》："优游惬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艺术文类聚》载南齐萧子良《行宅》诗："访宇北山阿，卜居西野外"；概为择吉而居之意。
有卜筑之语亦同卜宅。如《梁书·刘汗传》："曾与族兄刘敲听讲于钟山诸寺，因共卜筑宋熙寺东涧，有终焉之志"；唐代李商隐诗；"伊人卜筑自幽深，桂巷杉篱不可寻"；等等，皆本此意。
有卜字之说，如《艺文类聚》载南朝梁任（日方）《齐司空曲江公行状》："爱乃卜宇金陵，萦带林壑。"其意同卜宅，不言而喻。
与卜宅一语同出而义近的典故，尚有卜食之说。《尚书·洛诰》载周公卜宅洛邑后向成王呈奏："我乃卜洞水东，瀍水西，惟洛食。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怦来以图及献卜"。清代王先谦《孔传参证》载："王风谱疏引郑（玄）云：观召公所卜之处，皆可长久居民，使服田相食。"清代经学家孙星衍认为，郑玄之说"此解经惟洛食之义"；他引据《尚书·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中历家注"玉食"为珍美之食释义，说谓："则知食为玉食此土。"
这些典故，包括玉食，王莽纂汉时托古改制，尚曾利用过。《汉书·王莽传》载新朝地皇元年七月，王莽拟于长安城南建九庙，下诏书曰："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将亲筑焉。"其债《尚书》卜食之文，再为明显不过，只是以《洪范》中的玉食，代以《洛诰》制中的洛食；因玉食典故之谊测洛食之义由此仿文也更可明了，实当为选择土厚水深的吉美之地以营宅。
卜食，或谓洛食，典故如此。在后人注说中，曾出现了魏晋时作伪的汉孔安国《尚书传》释此典故谓："卜必先墨画龟，然后灼之，兆顺，食墨"。说卜食乃用墨画于龟壳，灼烤后，裂纹正好食去墨迹，乃为吉利，是占卜之术。此说由于伪孔传在隋唐之际无人辨伪，颜师古之后，孔颖达更把郑玄等注本一律抛弃，使之失传，伪孔"卜食"乃用墨为占兆之说也每见引用，直至清代考据学大兴，才纠正过来，如前引王先谦、孙星衍等考证辨伪之说。王先谦《孔传参证》尚云："伪孔以为龟兆食墨，不知食墨不必尽吉；且古人云：凡卜，君占体，史占墨，卜人占拆。此卜作洛，是王之事，宜占体，不宜占墨也。"
事实上，综观《尚书》及其它经籍所载古人择地营国事，卜食洛邑确当如郑玄等说，盖民以食为天，则择土肥水美之地，以长久居民，使服田相食，乃国家长盛之本。如《周礼·遂师》有云："经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即本此。更有如《墨子·七患》说："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淮南子·主术训》："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类似此说者殊多，不必赘引。惟向以务实重农、敬天保民著称的周民族，"知小民之依"（《尚书·无逸》），"以小民受天永命"（《尚书·召诰》），认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周王朝，焉有不重此民之天、国之宝，而合本就末，惟以仰祈神示以择地建都之理？稽之公刘迁豳、太王迁歧、文王作丰、武王宅镐等史诗载述，如《诗经》之《公刘》、《绵》、《皇矣》、《文王有声》诸章，卜食之义亦可昭然。
卜食作为典故，后来成为择地建都的代名词，也正是相其地宜，视其是否利于农，利于服田相食的意思。如《隋书·高祖纪》有隋文帝择建隋都大兴城之际所云："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其卜食之意，勿庸置疑，是谈不上占龟食墨之说的。
"相其阴阳"被风水家所宗，观其全诗，也可见风水内涵的理性要素，不外详细审视和测量山川地形地质水文、小气候、植被、生态、景观等等，然后择其佳处辨方正位，确定建筑规划事宜。关于此，后世沿用阴阳一语，也常出于这一典故本义。如《周礼·地官司徒第三》谓："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地之法，辨十有二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然后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又如《汉书·晁错传》之说："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正吁陌之界。"风水经典之一，郭璞传《古本葬经》更言简意赅，说风水之选择标准；"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土厚水深，郁草茂林，贵若千乘，富如万金"，等等。
先民们考察天地与人世万物，终至发现，事物皆有相反相成，即对立统一的两面，恰如阴阳之理，于是，阴阳衍为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最重要范畴之一，被哲人们用以探究并申说世界本原及其变化机理，阴阳学说由是而生。典型如《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谓之神"，"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周易·说卦》："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国语·周语》；"阴阳分布，震雷出滞"；"阴阳序次，风雨时至，春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管子·四时篇》："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这种理论思维，在古代第一哲人老子那里，更有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等。由"观变阴阳而立卦"，八卦理论发展起来。由"一阴一阳之谓道"、"冲气以为和"，元气说也产生发展起来，对后世哲人的理论思维奠定了基本框架，形成了独具物色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体系。
这种哲学上的理论思维，归复于"相其阴阳"的风水家，风水理论也因此充满了哲学思辨的成份，虽有玄学乃至迷信成份，同时也不泛富涵辨证法的中肯哲理，而且，其理论思维又直接导致以山川自然为审美对象的山水美学日趋发展臻于成熟。如风水家论山水，以山主静而属阴，水本动而属阳，则讲究山水交会，动静相乘，阴阳相济，乃有情之所钟处。故山有"指山为龙兮，像形势之腾伏"的种种寻龙之法，务求其动。而左水，则求其静而臻于美，故"左水为美，要详四喜，一喜环弯，二喜归聚，三喜明净，四喜平和"。至于山水植被、阳光空气以及建筑形式空间布局，也莫不讲究"动静阴阳，移步换形，相生为用"，"如画工丹青妙手，须是几处浓，几处谈，波此掩映，方成佳景"，等等。这方面内容，有另文详论，此不赘述。而可以指出的是，正是基于这种艺术哲学的臻于完善及其丰富实践，才促成中国传统建筑的独特风格，达到极高艺术境界。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评述说："风水对于中国人民是有益的……。虽然在其它一些方面，当然十分迷信，但它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成份，遍及中国的田园、住宅、村镇之美，不可胜收，都可由此得到说明"。这对于传承数千年的风水术，无疑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与相宅之义相近，尚有相土一语，习为风水代称。其典出在《吴越春秋》，谓周敬王六年，伍子胥为吴王阁问谋建国都，始"相上尝水"，尔后象法天地、以筑大城，是为阖闾城，即今之苏州。《淮南子·务修训》更有神农"相土"、"尝水"之说："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所辟。"后世史籍及风水术书常引此典故，意指择土肥水美之处而宅之。前引《隋书·高祖纪》载隋初择建帝都大兴城，所谓"卜食相土"，相得龙首山为形胜之地，遂建都邑，其相土并卜食之说，盖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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