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姓与今姓的区别主要有三点：一、时间上的区别。姓氏并存时的姓都是古姓，姓氏合一后的姓都是今姓；
二、使用上的区别。古姓在日常生活中多由女子使用，而且其涵义不能用“氏”替代，今姓则为男女共同使用，其涵义已经和“氏”贯通；
三、来源上的区别。古姓主要从上古氏族部落的称号转变而来，今姓则除了沿袭古姓以及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权益相联系的“氏”称之外，还有流派繁杂的多种来源。
上述三点中，最能展示中华姓氏千姿百态之基本特征的，就是今姓的复杂多样的源流。为此，古往今来许多有志对中华姓氏进行研究的人，都把梳理繁杂的姓氏源流当作一个重点课题。东汉王符在《潜夫论·志氏姓》中，将姓氏来源区分为“或传本姓，或氏号邑谥，或氏于国，或氏于爵，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以事，或氏于居，或氏于志”凡9类。宋代郑樵的研究更深入一步，在《通志·氏族略》上扩展为33类。而明代王圻在《续文献通考·氏族源流》上更揭出36类。倘以现代学人的研究成果来辨析，大概又远远不限于36类了。当代姓氏学研究名家陈历甫先生曾说过：“中华姓氏特征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奇、怪、乱。”（《中国新闻出版报》2001年1月15日）这种现象，显然与其来源的复杂多样具有直接联系。
姓氏来源复杂多样的主要原因，根植于姓氏合一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新旧社会制度交替、历史变革空前激烈的伟大时代，新登历史舞台的士农工商不仅用铁犁（新生产力的标志）耕翻了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旧贵族的宫垣城墙，还促成了与之相粘连的盘根错节的旧姓氏制度迅速瓦解。凋落飘零、“踣毙不振”的王侯后裔为逃避祸害，会像远离瘟疫似的把曾经是高贵血统象征的原有姓氏扔掉，比如“博浪沙刺杀秦皇”大案的幕后策划者，原先姓姬氏韩，摇身一变成了“张良”。那些沦为庶人乃至“湮替隶圉”的贵族子弟，心存“兴灭国，继绝世”的复辟愿望，则会把祖先的封国采邑、爵位官职乃至名字谥号等作为自己新的姓氏。成千上万的自耕农、手工业匠人、商贩，以及形形色色的自由职业者，当有了自己的财产而需要改变没有姓氏的家世身份时，更会因各种缘故，包括个人的喜好在内，作出仪态纷纭的选择。《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释姓氏时，有这样一段话：
姓的形成常常是文化史和文化偏见的反映。在西班牙，姓的形成过程同党派、家族的自豪感有关，如第一批姓氏多来源于摩尔人入侵时基督徒的战斗口号。瑞典人的姓反映瑞典人对自然的热爱，把berg（山）和blom（花）这些词插入姓中。革命后的俄国，许多家庭都放弃了原来由卑劣的农民绰号派生的姓，如“克拉斯诺什坦诺夫”（意为红裤子），转而采用像“奥洛夫”（意为雄鹰）这类姓氏。
在缺乏有关姓氏合一时广大平民如何为自己取姓的具体史料的情况下，上述观点和介绍，应该对我们有启迪意义。此外还可以设想，当时亦有许多出身卑微的人选择了传世已久的旧贵族的姓氏，比如秦末时追随刘邦造反的那个沛县小集团的成员，凡吏掾、车夫、狗屠、吹鼓手等，无所不有，却居然姓萧、曹、灌、樊、周、王、夏侯，都是“高贵”血统的标记。《史记·萧相国世家》的“索隐”中有“萧何感昴精而生”的传说，同书《绛侯周勃世家》则称周勃是由中原迁居的外来人口，从这些暖昧的来历看，他们的姓氏是否家世本原的标记，大概是很可疑的。简单点说，用旧瓶灌新酒，以时人袭古姓，也是构成今姓来源复杂难分难辨的一个重要原因。